美国曾经经历了“去工业化”时代，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的后遗症，近十几年以来，美国持续推动“再工业化”，但成效却并不明显。虽然新冠疫情以后，制造业回归的势头加快，但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并无明显提升，这十几年中还曾出现下行。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虽经历多届政府，但吸引制造业回流，强化美国制造业的政策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延续至今，区别仅在于路径和策略的不同。奥巴马执政时期，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多项政策举措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推动美国“再工业化”。2017年，特朗普明确将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就业规模等作为施政纲领。
2018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实现美国在各工业行业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总目标，从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确定了三大目标，并提出智能与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半导体设计供给和制造等13个优先支持领域。拜登上任后，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还要求建立供应链的长期弹性，扩大小制造商获得资金的渠道，加强美国制造业。总体而言，美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地位。
为了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美国在财政、货币政策上都给予大力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美国税收制度做出30年来最大幅度修改，《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到21%。针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十分明显，鼓励美国跨国企业将资金回流美国。
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大幅修改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条例。《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等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放松金融监管取得实质性成果。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放松间接促进了“再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再工业化”阶段相对“去工业化”阶段实现了更高的产业链价值，制造业就业人口有所增加。然而，美国制造业占比却没有明显提升。199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1%，2007年下降至12.8%；2008年至2015年，始终在12.0%至12.3%范围内波动，2016年则跌至12%以下，为11.74%，2020年又跌至11%以下，直到2021和2022年才重回11%以上。多年“再工业化”战略使资本流入美国的趋势有所显现，但税改政策边际效应在2019年起已经逐渐减弱。
对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蒙绍曾表示，“已经离开的行业不会轻易再出现”，“西方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太可能奏效”。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而一家工业公司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生产线和供应链；发展工业需要基础设施提供保障；工业投资不仅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也不高，还要受劳动力招聘和培训、劳资关系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有限、基础设施破旧，很难吸引到外来投资，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虽然美国政府对“再工业化”很急切，但美国商界的积极性显然没有那么高。由于欧美各主要国家在促进“再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加强了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力度，先后出台了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控和贸易防御机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政策伤人伤己，也削弱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效应。
综上，虽然美国“再工业化”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未来这一战略的实施仍不会平坦。
美国去工业化的第一波以并购和拆分为特点，众多公司在合并重组中形成规模经济，共享资源和市场，削减冗余，并剥离低绩效部分，资产拍卖，员工遣散。这造成工人和工会的强烈反弹，要求在合并重组中保障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尤其反对解雇。一时间，席卷行业的工会罢工风起云涌。
第二波接踵而至，这一波以产业转移和外包为特点，目的地首先是墨西哥，然后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中，工会权利得到法律保障，资方不得阻拦工会的建立和运作。同时，工厂的运作和关停依然是资方的权利。因此，罢工和工资要求超过资方能接受的极限后，关停并转和产业外包就成为自然的选择。
第一波消灭了弱势行业的就业，第二波消灭了非强势行业的就业。真正强势的行业永远是少数。两波下来，美国蓝领中产阶级遭到重创。
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中产阶级萎缩导致贫富分化。美国的财富还在高速增长，但加速向富人汇集，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产阶级是最大的纳税群体。穷人是纳不了什么税的，不吃政府救济已经很好了。富人那里也抽不到多少税，他们有太多的避税天堂。中产阶级萎缩也使得增税还是减税成为极端纠结的问题。穷人越来越多，需要多征税才能发放足够的补贴，但增税最后都落到税负已经很重的中产阶级头上，富人那里还是通过各种避税天堂逃税，加剧社会不平等。减税更加纠结，中产阶级这里没有减多少，富人倒是受益多多，同样加剧社会不平等。
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独立，这是在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中产阶级也有文化，这是在政治上独立的思想基础。中产阶级是全社会在政治上平衡理性的关键。中产阶级萎缩是当前美国民意分裂、族群对立的原因之一。
美国早就明白需要通过再工业化来重建蓝领中产阶级的道理，中国崛起则为美国再工业化增加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急迫性。
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去贫困化壮举。中国还算不上发达国家，但已经很难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继续自称发展中国家了。中国的成功打破了只有欧美才掌握致富密码的神话，并在有意无意中对欧美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证明优越性，只有通过重建经济健康来重建社会公正，因此美国的再工业化事关国本。
在军事上，美国已经习惯了碾压性的优势。在二战时代还主要是量的优势，战后则是质与量并举的优势。但中国才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美国的量的优势已经不再，质的优势也岌岌可危。只有重建工业基础，才能可能继续保持军事优势，当前的芯片战就是美国再工业化的切入点。
但美国的再工业化从解决就业和壮大中产阶级开始，到现在的与中国竞争，已经折腾过几轮了，统统失败。当前拜登的大动作总算过了国会关了，然后又有石沉大海的迹象。为什么？
因为水土不服，再工业化不能是政府这里剃头挑子一头热。
美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是有成功先例的。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期间，政府主导的公路、桥梁等基本建设为停转的美国经济推动了第一把，美国经济机器重又转动起来；在40年代，政府主导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空是军用的，但军转民后壮大成支柱产业。但那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美国的工业化土壤依然肥沃。
土壤肥沃的话，撒一把种子，浇一点水，作物马上就茁壮成长了。但土壤贫瘠化后，光撒种、浇水就不够用了。
对于美国来说，工业化的土壤在于商业资本，在于民间的投资、创业、就业热情。政府投资需要拉动商业投资。政府投资只是催化剂，商业投资才是反应物。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对再工业化很急切，但美国商界并不急切。对于割政府的韭菜自然很起劲，但到了要自己砸下真金白银和汗珠泪水的时候，就畏缩不前了。
这不奇怪。商业资本是逐利的。再工业化要从基础建设开始，通过基础工业，然后才谈得上利润更高的最终产品制造。工业投资不仅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也不高，还要受劳动力招聘和培训、劳资关系的困扰，比股市、汇市炒作的周期要长不知道多少倍，而且风险大、麻烦事多。美国大公司将制造外包，自己只留下研发和营销，也是为了避开长周期、低回报和劳动力问题。
对于游资来说，彻底金融化，连研发和营销都最好摆脱，资金使用更加敏捷，回报和避险都更加快捷，再工业化真是毫无动力。
在急功近利的现在，创业也不再是为了守业，而是为了快速变现。因此，只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才是创业重点。而且必须能迅速形成完整的产品系列，便于打包上市或者待价而沽。很自然地，创业远离美国现在最需要的交通、能源、通信建设，更是远离钢铁、机械、电机、芯片等基础工业。
在就业方面，大工业的岗位收入优厚，但入职要求也高。在中国，理工科是读大学的当然首选，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读不上理工科才选别的科。在美国，理工科需要“人见人怕”的数学，“学渣”自然远离理工科，“真学霸”青睐医科、法律（MBA需要本科毕业，但本科学什么不太讲究），只有“怪学霸”（nerd）才会去读理工科。
从外国引进人才不是没有问题的。欧洲STEM人才枯竭的问题至少和美国一样严重，苏联和东欧的韭菜早已割完了。中国人才流入由于政治原因和回流吸引力而减少，印度人才则有独特的问题。只说一点：除了IT和高校，在一般制造业里，印度STEM人才鲜有安心具体STEM岗位的，一有机会就往项目管理、营销、管理转的才是多数，这与中国人很不相同，原因和分析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STEM人才稀缺是美国的顽症，家里有一个中学科学老师（初高中理化生不分科）都是“家有学霸”的感觉，这对再工业化是难以跨越的门槛。
从个人方面来说，基础深厚是“邪道”，适应能力强才是王道。除了专家医生（心脏外科、视网膜修复等）、大学教授这样的“终身制”岗位，大部分人频繁更换工作岗位。即使是理工科毕业生，往往只有初入行时从事专业，很快就往项目管理、技术服务、行政和商务管理方向转。管人、管钱才是上升通道，这是普遍认知。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ment Early，早早获得财务自由，早早退休享受人生）方是人生赢家，还纠结于长期积累和行业领军的才是怪蜀黍。“工业界STEM人才业余化”是再工业化的又一个障碍。
美国曾经不是这样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投资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也对回报周期有更大的耐心；“创业为了守业”是普遍认知，尊重STEM；工程实践、科技创新才是“正道”，职业上“从一而终”也是惯例，甚至代代相传。这是初步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的普遍状态，今日中国还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
但美国由俭入奢了，回不去了。这是再工业化中上下不同欲的关键，屡战屡败就不奇怪了。
还有救吗？有，需要：1、由奢入俭，2、关起笼子驯牛。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工业资本进化到金融资本后，在土地上耕作的牛就成了四出寻猎的狼。在理论上，金融资本为工业资本融资。在实际上，金融资本竭泽而渔、择木而栖，对工业资本的作用并不简单，但去工业化后，对工业资本更是杀伤性为多。
把金融之狼关进笼子，重新驯化为牛，既“为我所用”，又避免“资敌”，美国出台的一系列限制美资对中国投资的规定就是干这个的。当然，在自然界，狼是不可能驯化为牛的，这里只是比喻。
但由奢入俭就太难了，要出人命的。事实上，把金融之狼关进笼子，也可能要出人命，狼性不是那么容易改造的。所以美国再工业化的屡战屡败还要继续。
来源：经济参考报，晨枫，韦为大观
